地质学是民国初期最早实现建制化的现代学科。在当时人类起源中亚假说的影响下,中国北方地区成为各国竞相寻找早期人类遗迹的竞技场,其中以瑞典、美国和法国最为活跃。本文围绕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的筹建和考察过程,以展现复杂的跨国科学活动,以及随之产生的优先权之争;分析丁文江如何在科学竞争中争取主动权,并探讨法国地质学家如何在国际竞争的学术环境中利用教会网络,参与到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发展中。

《考工记·弓人》可能是世上最早的制弓技术文献,其中科技术语“往体”、“来体”分别指弛弦时弓体外挠和张弦时弓体内向。传本《考工记·弓人》曰:“往体多,来体寡,谓之夹臾之属,利射侯与弋。往体寡,来体多,谓之王弓之属,利射革与质。往体、来体若一,谓之唐弓之属,利射深。”然而求证于本书《弓人》节的“析干”之道和“成规”法,他书《周礼·夏官·司弓矢》的六弓次第和沈括《梦溪笔谈·弓有六善》,以及现代射艺知识,理校后发现:“往体多,来体寡”应是“王弓之属”;“往体寡,来体多”反而是“夹臾之属”。由此推测《考工记·弓人》曾经错简,理应校正为“往体多,来体寡,谓之王弓之属,利射革与质。往体寡,来体多,谓之夹臾之属,利射侯与弋。往体、来体若一,谓之唐弓之属,利射深。”

在“候气法”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明中后期乃一关键节点。候气法在明初随《律吕新书》被纳入官方乐学体系,对候气法真伪的讨论即在此背景下展开。据诸家议论,可依时序为经,学派为纬,将论争过程归为成化、弘治时代,正德、嘉靖时代,隆庆、万历之后时代三个阶段。朝廷礼乐制度演变及诸家学派话语消长则是影响论争的重要因素。

法拉第从事科学事业的理想源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而理想的实现则与英国皇家研究院密切相关。在以研究院为家的切身经历中,法拉第获得了科学创新最为需要的经济自由和学术自由,而其科学事业也深远地影响了研究院的发展。在法拉第与研究院彼此成就的过程中,二者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法拉第科学创新之路上个人、机构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西数学图说》是晚明进士李笃培在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背景下,撰写的一部会通中西的数学著作。该书对勾股和较问题的研究,在晚明时期别具特色,颇有创获。通过对该书勾股和较问题的分析,本文指出,虽然《勾股义》与《同文算指》是《中西数学图说》勾股和较知识的直接来源,但该书并没有采用前两者仿照《几何原本》给出的证明形式,而是利用传统算书中的出入相补原理给予证明。与赵爽的“勾股圆方图注”文字相契合的勾股和较图形,是《中西数学图说》证明勾股和较问题的依据。在原有勾股和较问题的基础上,该书对所有勾股和较情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对其中需要论证的情况一一绘图证明,与清代中前期中算家在勾股和较领域所做的工作有很多重合和相似的地方。对勾股和较问题的几何证明和系统总结,体现了《中西数学图说》在西方数学的影响下,整理传统算学内容的努力。

本文考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西医外科教材《西医略论》的编译过程。通过合信的教育与临床训练背景,以及合信提供的线索,分析了当时他可能参考的教科书,探究了《西医略论》参考底本的来源,论述了合信编译该书时的学术交流网络,提出该书是编译者选择当时多部有影响的外科教科书,并加入了当时西医在中国开业行医常见疾病所需要的诊疗和用药经验的综合性、实用性的临床教材。

晚清东北地区水稻种植技术落后,品质与产量较低。日本殖民者于1913年起在东北设农事试验场,摸索出适于东北地区的水稻栽培方法和水稻品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在东北大力推广水稻,企图以东北稻产弥补日本需求缺口。总体而言,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后,水稻种植分布和面积不断扩展,形成其殖民扩张的重要物质基础。在此过程中,东北地区殖民化程度也逐步加深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和剥削。

以技术史学会(SHOT)2000～2019年年会日程信息为主要数据源,对会议基本信息进行梳理统计,包括对学者、所属机构和国家、担任重要角色次数进行排序,运用共现方法和聚类分析展示参会者及其所在机构和国家组成的网络,对标题进行词频和时段统计,以及通过对比方式量化显示中国大陆学者和学术机构在年会中的参与情况。统计结果显示了技术史学会年会逐渐增加的规模、年会网络中日趋紧密的学者社区及参会机构存在历时性变化、各国参与程度分组后逐渐递减、会议重视现当代议题等特点,为中国技术史学界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勾股定理与勾股恒等式是中国传统数学重要的基础知识。清代算家在勾股恒等式的增补、证明及应用方面做出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方面目前尚未见到专题的研究。文章重点考察勾股恒等式的证明,兼及应用,指出吴嘉善“勾股比例表”给出的20式使得勾股恒等式形成系统,而各式证明的依据均见于赵爽“勾股圆方图注”,还指出了勾股恒等式的应用与《数理精蕴》的关系。由此可以比较全面地理解清代算家勾股和较术的成果。

中国古代辉煌的建筑成就离不开高超的水平测量技术。《武经总要》和《营造法式》是目前所知最早和最完整的以图示法解释水准仪的文献,但其中图文标识并不配套、尚有出入。鉴于考古发掘一直鲜见早期水准仪实物,田野调查亦未能获取遗留的水准仪相关物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原始文献资料,复原出了宋代水准仪实物,并进行了相关模拟实验,与现代光学水准仪进行了误差和精度的比较。

中国幅员辽阔,陆生贝类多样性极高。有关中国陆生贝类的专门研究始于19世纪初,但规模化的研究则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从1840年至1949年的百余年间,约70余位各国贝类研究者对中国陆生贝类材料进行了以分类学为主的科学研究,并记录了超过1 500种新物种。其中因采集活动、研究材料的流动,科学文章发表年代久远,某些材料记录不详或有讹误,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甄别和整理。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陆生贝类研究中涉及的人物、考察事件、研究成果和标本保存等进行了梳爬,并着重整理和评述了韩伯禄、穆林德、阎敦建等关键研究者的生平事迹与贡献。

北宋初年,官方天文机构面临"畴人子弟分散"的严峻境况。为组建新政权的天文伎术官班子,朝廷采取了任用前朝官员和从民间征辟新人等方式大量吸纳天文人才。然而来自晚唐五代的畴人世家趋于没落,所存天文官员已是凤毛麟角,对宋初天文学发展的贡献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从民间大量征募人才,并任用有专业才能的官员充入天文机构。这些人员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但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天文机构人才的紧缺。另一方面,依靠对民间天文人才的吸收,北宋初年的天文机构能够吸收整理保存于民间的晚唐天文学知识,为宋代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将有助于重新审视天文禁令下民间天文学与官方天文机构之间的关系。

文章根据法拉第的日记、"电学实验研究系列一"手稿和书信等文献,对他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和相关研究以及曲折的思想转变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一过程由两个阶段组成。1831年8至12月是第一阶段,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对产生它的各种条件做了系统的实验研究,提出了"电紧张态"的概念并力图对电磁感应物理机制做出合理的解释,撰写了"电学实验研究系列一"论文初稿,但对感应电流的方向存在错误认识。1831年12月至1832年4月是第二阶段,法拉第通过更为仔细的实验观察纠正了感应电流方向的错误认识,形成了"磁曲线"思想,研究了地磁电感应现象,完成了"电学实验研究系列一"的修改稿和"电学实验研究系列二"论文稿,总结了电磁感应现象产生的一般规律。文章指出,法拉第纠正感应电流方向的错误认识,准确把握感应电流方向的判别方法,对其"磁曲线"思想乃至力线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对前人相关研究中出现的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做了分析和说明,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体制化以后出现的概念。虽然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但它经常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社会公益性研究等,作为一个概念群出现于各种文献当中。作为科技事业的重要概念之一,"基础科学研究"出现在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科技规划与计划、学科分类、科研活动与学术成果等方方面面中。本文从这一概念背后的科技政策与社会语境入手,考察其含义和使用方式的变化,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它的认知。从基础科学研究概念在政策及实践中的应用,厘清它对科技事业的影响。在梳理基础科学研究的概念历史、科技政策与科技活动关系的同时,重点分析其背后所表达的社会意图。期望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与政策走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以科学为国家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为导向,推行"计划科学",并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制订其15年发展远景计划。此年12月,结合国家制订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安排,中国科学院转向制订其1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本文对中国科学院这两个长期规划的制订与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这两个长期规划在规划方式上经历由按照学科门类规划到按照科研项目规划的转变;15年发展远景计划在内容上为1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奠定了基础;1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的制订属于国家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第一阶段工作,在内容上对后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三个长期规划的相继制订构成20世纪50年代中国力图通过"计划科学",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与使科技事业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三个紧密相扣的环节。

《洗冤集录》"条令"部分出现的文字"监当官"的意义并不明确。目前为止,学者们大都认为它指称本职与临时代职的官员。然而,这种观点与相关史料的字面意义相冲突。相反,这些史料表明"监当官"系一种职官。宋史学者的研究表明,"监当官"主要是在城市、集镇等大量设置的主管商税征收和特种商品专卖等事务的州或县的官员。文章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条令"规定的临时代理验尸官职能的"监当官",应是局限于县城的主管经济事务的该类官员。

新中国建国初期,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曾经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日本当时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有领先的成就。为了向日本医学界学习经验,借助20世纪50年代中日两国蓬勃开展民间外交的契机,并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1956年以小宫义孝为首的由5名专家组成的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应中华医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这次访问的影响在某些以英文文献为主的研究中得到极高评价,但中国国内的有关研究大多数完全忽略了这一段故实。本文根据档案、中外医学文献、小宫义孝本人著述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梳理了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访华的来龙去脉,重点关注了中日医学家在专业问题上的合作交流。本文认为:小宫义孝代表团的来访并未对中国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目标产生决策性的影响,但是日本学者的确向中国医学界传授了无可取代的实践经验,帮助解决了防治工作中的难题,并体现出真诚的合作态度。日本学者建议的一些具体措施很快被中国随后的防治工作所采纳。在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可贵且富有实效的国际医学交流合作。

顺丁橡胶是汽车轮胎制造最重要的原材料,丁二烯是其合成原料。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我国历经实验室研发和两次联合攻关,独立自主地实现了顺丁橡胶工业化生产,成为世界上首先实现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工艺工业化生产的国家之一,顺丁橡胶项目因此于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这一案例中,中科院兰州化物所是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的研发单位,深度参与了顺丁橡胶由实验室到工业化联合攻关各阶段的研发工作。本文以中科院兰州化物所为对象,通过对中科院兰州化物所、中科院办公厅、锦州石油六厂等单位档案文献的挖掘,还原兰州化物所在丁烯氧化脱氢项目的研究以及参与顺丁橡胶联合攻关的情况,探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材料工业技术创新的模式与特点,以及中科院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日本古代云象记录的整理与研究,得到记录127项,其记录时间跨度长达1182年。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其类型、发展、写作模式以及政治属性进行分析,可知以云象为代表的汉土传统气象占术被大和朝廷长期作为巩固统治、强调正统的有力工具。伴随摄关政治与幕府时代的到来,贵族政治与唐风文化衰落,使得云象记录在平安时代与幕府时代各自出现祥瑞与噩兆记录的两个密集周期。云象作为天象的组成部分进入日本官方司天机构的观测序列,但存在模棱两可与解读随意等缺陷。政治话语权以及史册选材控制权的强弱,深刻影响了后人所见云象记录的形态。当其他更受推崇的占术崛起后,注定了公家这一汉风意味浓厚的传统气象占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新安江水电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五"计划补增的重要水电站。在官方宣传中,苏联专家对该电站建设的作用较为模糊。基于大量档案和文献资料,本专题研究以新安江水电站为案例,管窥苏联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中型水电站工程建设中的角色与影响力的转变过程。苏联专家在地质勘测、工程设计及工程建设等不同阶段对新安江水电站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大跃进"运动期间,苏联专家对水电站建设中的急促冒进提出警示却并无作用。苏联专家撤走后,通过贯彻"八字方针",中方努力进行"填平补齐"和"技术革新",保障了工程的顺利完工。

近代劫掠文物事件中,北京观象台天文仪器的被劫和归还是最具戏剧性的。1900年,义和团攻击北京使馆区,列强派出军队驰援。8月15日,联军攻占北京。12月2日,驻京德法部队径自协商拆走观象台天文仪器,这一掠夺行动不但在驻京联军中造成龃龉,也随即在英美等国报纸的宣传下,成为了遍传世界的国际丑闻。法国首先在国际压力下归还所掠天文仪器;德国则坚持所得,将之运往德皇波茨坦行宫无忧园作为战利品陈设。天文仪器被劫往德国后,德国国内舆论波澜甚巨,部分报章与政党曾表态应归还中国,惟在国会中决议并未通过。此后近二十年间,美国大众媒体持续追踪,加以天文学家介入,促使美国政府支持将之归还中国。一战结束后,交战各国于巴黎召开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1921年5月6日天文仪器终得依约返归原处。百余年来,这一事件尚有许多疑点并未被厘清,本文仅就近年发现之中西史料,将天文仪器被掠与西方报导之蜂起、德美帅将之争、载沣访德与德人对抢掠之外交粉饰、一战爆发与美国天文学家的介入诸事件稍做拾补,还原天文仪器被劫与归还之重要历程。

鼓楼建筑不仅是侗族氏族的标志,其结构形式也是侗族最高营造技艺的体现。对于其形成与演变,众多学者大多从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将湘、桂、黔三省的鼓楼视为一脉。然而,当今常见的鼓楼分类方法多源于对桂、黔两省南侗地区的共性研究,无法准确概括湖南侗族鼓楼的结构形式特征。文章针对湖南省的南侗核心区域即通道县坪坦河流域的29个村寨内的61座鼓楼进行调查研究;综合传统大木结构体系、几何概念,对该地域鼓楼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典结构形式。

《测圆海镜》(1248)记载的勾股测圆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项重要成果。晚清数学家又将这一成果予以发展和完善。其中,刘岳云(1849～1917)《测圆海镜通释》(1896)具有独到的见解。因传本缺少必要的解说,兼有文字脱误,故准确理解该书的内容存在困难。本文在校正原文的基础上,依据计算结果,就其难点予以分析,试图阐明其理论与方法,从而说明在晚清勾股测圆术的研究中刘岳云的理论建树。

均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专设第6章讨论它。前人对其渊源和它与作为经济政策的均输之关系,都多有未及或存在若干问题。文章利用更为丰富的考古文献和传世文献,对中国上古时代均输的发展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对《九章算术》“均输”章算题的特征进行了新的概括,指出“均输”的含义比前人理解的公平负担要宽泛,“均输”章的构成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算题的列入是编者刻意为之,而非随意安排。文章证明,不论是数学上的两类均输算题还是经济上的两种均输都有先秦及秦代的渊源,现存《九章算术》“均输”章的5个均输算题和睡虎地汉简《算术》中的一个均输算题虽然都定型于西汉,但在先秦及秦代应该已有其蓝本。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和张家山汉简《算数书》证明,“均输”章后24题中有一部分在战国到西汉初期就很可能存在,不必等到公元前1世纪由耿寿昌补入。

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中使用活性连接工艺的种类较少、频率很低,现今相关的工艺研究仍较匮乏。文章在梳理我国青铜时代活性连接工艺源流的基础上,对秦始皇陵出土青铜马车中的多种活性连接工艺进行了分类总结与探讨。研究发现,活性连接工艺分为可活动的连接工艺与可拆卸的连接工艺两大类,每一类又可细分为子母扣、活铰、钮环等类型。这些工艺在青铜马车中共计使用逾千次,极大地丰富了青铜时代金属连接的类型,更加全面地展示了秦时精湛的金属工艺。

小麦按播种期的不同可分为冬小麦与春小麦,既有研究倾向于认为汉代之前种植的小麦皆为冬小麦,而春小麦则是在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从西方传入的。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与释读,发现春小麦至少在西周时就已在中国种植,同时结合科技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推测冬小麦向春小麦的转化极有可能是在其由新月地带传入中国的途中在高海拔山区发生的。西汉时期,在防汛避灾、轮作多熟与水利兴修的复合背景下,冬小麦(宿麦)由于自身的生理特征而在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得到显著上升,对其种植也从民间行为上升到政府层面,旋麦名称的出现仅仅是官方在劝农催种时为了将其与宿麦相区别,并不能被视作春小麦首次在中国种植的证据。

近4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史重大科研项目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2020年7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办“重大科研项目的筹划与实施”系列报告会,回顾《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华大典·数学典》与《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的筹划与实施。四位负责人的报告指出,发挥集体优势与追求学术创新是这些重大项目的成功经验。

《中国科学技术史》大书是指由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陈美东先生任常务编委会主任的一套共26卷本的丛书。本文叙述该丛书的筹划与编纂过程,及参与编写的各方面人员的艰辛努力之情形。该书是在1991—2011年20年时间里,集结了上百位专家学者智慧的结晶。本文作为书史、书话,供读者评读。

1995年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成立,提出编撰《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设想。1999年《中国传统工艺全集》正式立项,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九五”重大研究项目,同时也成为新闻出版总署的“九五”重大出版项目。至2015年,用了20年时间,出版了两辑,20卷20册,约1 400万字,14 000幅图。科学依据、理念、信念、顶层设计、选人、建立规范等原则与方法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开创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经过5年多的筹划,2000年该项目被列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国内30多家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分工承担二级课题,超过70%的课题由中青年学者承担,按时完成了研究任务。从2004年到2010年,项目成果《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的35种、共47册书陆续出版发行。相互包容、通力合作和契约精神是集体研究项目顺利实施的首要条件。

《数学典》是《中华大典》24个典之一,由吴文俊任名誉主编,郭书春任主编,郭世荣、冯立昇任副主编,于2006年春启动,经过30多位同仁12年多不懈努力编纂完成,于201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典共4卷9册,1 491万余字。是有史以来首次以类书编纂的方式,按照现代图书分类和数学学科体系,对中国传统数学资料进行的系统整理和分类汇编。本文叙述了《数学典》启动的曲折历程、编纂过程中的点滴回忆,介绍了《数学典》的内容结构、编纂人员,最后论述了《数学典》的编纂对数学史研究的意义。